当今被认为已处于“后理论”转向时代,这个时代的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挑战,乃至引起激烈争论。我国文艺学界围绕文学本质论问题的论争即是这种表现之一。文学本质论问题历来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不同文学理论观念的分歧与交锋,往往首先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表现出来。20 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观念持续不断输入,以往文学理论的稳固根基开始动摇,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后现代转型被推上了的前台。而其中关于文学本质论问题的讨论,具体而言,即围绕文学本质问题形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构成了近年来一个比较突出的文论“事件”,这也许可以看作当今“后理论”转向时代的历史舞台上,文学理论自身的后现代性裂变的一个序幕。在“后理论”转向的背景下和语境中,对论争所引起的有关问题加以反思并做进一步探讨,也许有助于当代文论建设的深化与推进。

一、“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问题论争

如上所说,文艺学界围绕文学本质问题形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是近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文论“事件”,放到更大的理论视野中来看,这一“事件”显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后理论”转向时代的理论观念变革密切相关。

按照《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作者拉曼·塞尔登等人的看法,自从进入新千年以来,西方理论界出现了一批以“后理论”或“理论之后”为标题的着作,标志着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后理论”转向时代的到来。那么,这种所谓“后理论”转向意味着什么呢?塞尔登等人在该着的“引论”和“后记”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与评析。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的涵义:一是标志着历时性意义上的“理论之后”。具体而言,如果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巴尔特、德里达、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娃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以他们创建的那些“大写”的文化理论,开创了一个“理论时期”或者说“理论转向时期”,那么随着这批文化理论家相继辞世或退场,以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再无具有特别影响的大理论产生,似乎标志着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再没有什么单一的正统观念要遵循,再没有什么新运动要追赶,再没有什么新的理本要阅读了。二是表现为一种“反理论”或“抵制理论”的态度,即对此前的“大理论”的批判反思态度。在一些“后理论”家们看来,过去几十年“理论时期”所建构起来的那些以各种“主义”为标榜的“大写”的文化理论,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有诸多弊端和教训,如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建立的标准的解构 ;对业已形成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的颠覆,把文学研究推向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分离,导致理论/批评功能的丧失,等等。当然,这种批判反思并非要完全否定和终结过去的理论,而是建立当代人应有的理论自觉。三是显示出与此前“理论时期”不同的一种新的理论趋向。这种“后理论”趋向既表现为对“前理论”偏向的某种修正,也表现为对前人遗留问题以及新的现实问题重新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理论”又可以说是一种“新理论”,它预示着一种新的理论发展趋向。

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的“后理论”转向的确具有一种“反理论主义”的冲动,它所直接针对的正是此前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大理论”,是对“大理论”所表征的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普遍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或反拨,去中心化、非同一性、差异合法化是其基本要义。应当说,这种“后理论”本身也是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过来的,然后又走向了对此前文化理论的批判反思。在一些西方理论家看来,“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的立场是取消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同时也摒弃后现代主义……因此,对上述许多人来说,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这种现象也被西方理论家称之为“后现代理论裂变”,对此也很值得研究。

二、当代文学理论的批判反思性问题

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理论反思传统是比较薄弱的。虽然新时期初也有过对“文革”本身的批判,以及思想理论观念上的拨乱反正,但也往往是简单化的思想批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也曾有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理论问题的讨论或争论,但也往往是情绪化的争吵较多,而真正学理性的理性反思较少,理论界自身也对此并不满意。具体就文学理论方面的情况而言,应当说我们的理论反思也是很不够的。在过去人们的观念中,总是把教科书里所不断重复讲述的一些理论知识,以及所引用的一些似乎很权威的名人名言,都当作文学理论“常识”来理解,对此不敢或不能进行质疑。于是,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也就只能不加反思解、相信和接受这些现成的文学理论知识。对于这些现象,在很长时间里大家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前一时期兴起的文艺学反本质主义讨论,开启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之路,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当代文学理论“事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后来的一些论争又似乎过多地掺杂了情绪化的或其他复杂的因素,使得学理化的理论反思难以持续和真正深入下去。在这种情形下,在当今“后理论”转向的启示之下,进一步加强和推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应当说是很有必要的。

三、当代文学理论重建的自觉性问题

一是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点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在不断引进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势压力下,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从西方“先进”的文学理论资源中,选择看来比较“有用”的东西,采用移植、嫁接、拼贴等方法,生产出一些似乎比较“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并寻求对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从而显示理论的“有效性”。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最大缺陷在于,不是从文学实践出发,而是在文学领域之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然后用这种无关文学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强制阐释”,这就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如前所述,西方“后理论”家们在对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批判反思时,也指出了它们与批评实践相分离,导致理论/批评功能丧失的问题。只不过,在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简单移植、嫁接和拼贴中,可能导致的是双重的“场外征用”和“强制阐释”。

二是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价值理念问题。一般而言,理论探索有两个基本的目标指向:一个是指向说明事实存在“是什么”或者“怎么样”,是一种事实性、规律性的认识和探索,体现研究者的学理态度;另一个是指向思考和探究“应如何”,是一种价值性、目的性的研究和探索,包含研究者的价值信念在内。这两者之间又是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的。从文学是人学、文学理论归属人文学科的特性而言,可能价值理念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如上所说,文学理论建构应当面向和基于文学实践,但究竟面向和基于什么样的文学实践,选择什么样的文学现象作为其理论阐释的对象,以及对这些文学对象如何进行阐释与评判,实际上都是取决于理论家的文学价值理念。而且,如果一种文学理论是真正有效的,它所表达的文学观念和价值理念,也必定要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现实起到影响和导引作用,其价值导向性不言而喻。

总之,当代文学理论在视野上应当力求开放,在文学观念和价值理念上则应当有所坚守,不能一味迎合时尚,随风俯仰,否则就失去了理论的应有品格,也丧失了它导引文学实践的积极作用。所谓重建当代文学理论的自觉性,其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