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人的普遍交往

什么是全球化?从学角度解释,“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埃墨瑞杰说:“全球化就是指穿越国家和地区性的边界的经济活动在拓展。它反映在有形的和无形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所有权)通过贸易和投资途径在不断地加快流动。”巴伊洛奇指出:“全球化是一种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的生产和金融结构越来越多地跨国界联结在一起,构成一种国际劳动。在这一分工中,一国创造的财富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者。全球化也是指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上述依赖在空间上达到了它的最大限度”从上述经济学家对全球化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往往强调了全球的相互依赖,特别是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但从全球相互以来和发展的角度分析,从政治学意义上解释,当代国际政治学家R·基欧汉认为,“全球化指的是相互依赖的强化。”这里的相互依赖主要指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按照这一点认识,全球化导致的是民族国家不再是人们思考的主题,人们应该把全球化作为“最好的共同体”。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的实际结果就是“世界社会”。实际上,政治学家对全球化的认识,虽然揭示了当代主权国家变化的新现象,但在当代社会中,国家依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活动主体。全球化可能带来主权国家界限的模糊或变革,但不能说主权国家退出了舞台。从文角度解释,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成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整体意识和全球文明的形成过程。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地球犹如一个个村庄。世界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 的基础上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国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也表现在媒介技术上。”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森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是世界的压缩,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换句话说,全球化就是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和全球整体意识。文化论者对全球化的认识和讨论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整体意识的增强。但对此,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相互依赖的增强,而且也带来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因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特殊主义普遍化,也不意味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在全球整体意识不断增强的条件下,世界文化中异质化和多样化同样是全球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全球化应该被理解为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方面相互协调的过程。

尽管人们对全球化的解释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但都接触到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普遍交往关系这一基本事实。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揭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是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我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工业化基础上,超越民族、地区和国家空间和制度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普遍交往过程。

在近代社会以前,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局限在农业领域中,落后的生产力和自给自足的经济限制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局限在各自所处的地区范围内,即使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贸易往来,范围、规模、程度也十分有限。新大陆的发现、商品经济开始超越了区域限制,开始成为了一些地区或洲之间的活动。18世纪中后期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创了历史新时代。它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资本家对资本的追逐,追求最大的利益,获得更多的货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这样,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使各地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人类开始步入到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不过从工业革命到二战以后的约二百年时间中,西方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角,全球普遍交往关系的主要参与者。上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后发国家工业化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地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而且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来。90年代网络技术的开发,从而使经济全球化从西方一家独白走向到由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共同参与、共同交往的多元共生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资本跨越国界和制度的障碍实现了广泛的流通,生产活动中的分工和协作超越了国家而在不同国家之间铺开,生产活动不再停留于一国内部,而是在多国或分工与合作的体系中进行;金融活动跨越了一国的限制,而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活动;贸易的发展不仅局限于国内,而且伸展到世界;随着市场,贸易、金融、劳动分工的国际化发展,跨国公司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在全球建立了各自的网络系统。总之,经济全球化使国土和疆界不再成为生产、消费的界限,意识形态的不同不再成为商品交换的前提,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国家主权不再成为人们经济联系的障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诸多的一个又一个科学技术发明当中,信息技术的采用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全球编织起了一个密切联系大网络,纵使在天涯海角,也能知晓天下一切。在这种恢恢网络面前,时间缩短了,以前需要相当时间可以得知的信息,几乎在瞬间获取。以前广袤的空间,浓缩在微小的芯片上。在这样一个全球信息网络的时代中,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活动范围和交往空间。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如果说信息技术、网络的建立以其微观的符号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宏观世界中的各种交通网络把各个地方联系起来。500年前,哥伦布冒死用70天的时间实现了对新大陆的发现,而今天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喷气式飞机可以在数小时内把人从大陆上的一个国家送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家。人类从微观到宏观,从间接到直接,从信息之间到异地之间的往来也促进了人们在文化上、政治上的往来。撒哈拉沙漠的越野赛可以同时出现在北美加拿大人的电视机屏幕上,穿着黑色长袍服装的伊朗女士穿梭于英国、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中。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演说通过媒体出现在电视的屏幕上,今天还在国内做市政报告的政府首脑明天出现在另一个国家仪仗队前。总之,无论从经济全球化,还是信息、交通、科技、文化、政治等等方面的全球化,从根本上不过是人的活动,不同国家经济上的往来,信息上的传输,文化上的交流,政治上的协商对话根本上不过是人的交往。

不可否认,全球化发展使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共同方面越来越多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同国家相互依赖的加强。跨国公司的建立,推进了全球经济网络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标准对各国立法和的影响,更加突出了它的全球意义,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风险和灾害已超越了国家或地区,成为了全球的共同的任务。据此,西方一些人认为,人类交往中出现共同性的增强是西方规则或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因为,人们今天能够进行广泛交往的原则是按照西方制定的原则而进行的。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换行为也是西方自由贸易原则的胜利。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这种观点,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们今天能够获得广泛的交往,都是因为人们依据和遵循了西方的原则或西方的模式。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曾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在交往中的独立和主体地位的增强和人们之间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中所面临的共性内容越加复杂,所获得的共识和普遍规则也是在交往各方的相互妥协,互利互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用来支持交往的规则,不能反映交往中各方的共同利益,如果交往中完全以一方的利益和原则为依归,交往的双方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也就是一方成为主人,另一方成为随从,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和个性;在利益的获得上,也是一方获得利益,一方失去利益或牺牲自我利益。这样一种方式除非在帝国主义霸权下才能获得。而当交往采取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时,交往也就失去了意义。实际上,人类交往过程中共同性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作为交往过程参与者的主体地位的取消。因为人类交往活动从来是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的产物。作为交往中的主体本身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他的主体性,另一是他的客体性,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或叫间性主体。具体动交往活动活动中,作为交往中的参与者,具有着一定的客体性,也就是他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然而作为交往中的参与者又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本身带有各自的特点和文化背景。在商品经济关系居重要影响的条件下,每个主体就是以其各自的特色而服务于社会,同时也从社会中获得了他所获得的需要,因而使他们在服务于社会中联系在一起。同样,在人类社会的共同交往活动中,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为他人带来利益、幸福和快乐中,也不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了发展和完善。再进一步说拓展到全球化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作为一个全球秩序的参与者,在参与全球活动中,当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没有这些规则,他们之间就不能有共同的语言和所共同遵守的准则,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就不能获得。获得了以后也将失去。但交往中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毕竟是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特点,各自不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民族或国家。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各以所能服务于社会和世界。同时也从世界获得它所获得的东西。因此,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普遍交往,决不是否定了交往双方各自的特点,只要求交往活动的参与者绝对服从于某种共性规则的交往。如果这样,交往的双方也就不存在交往,交往也就难以进行下去,全球化也就建立不起来。

二、全球化中的现代性与现代化

全球化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全球化是现代化的表现结果,不过,要深入认识现代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现代性的意义做出明确的解读。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由“现代”(Modern)和“性质”(ity)两部分组成的。在构词中,ity除了表示“性质”外,还表示“状态”。此外,当modern 和ity 组合到一起时,“现代”也就成为了抽象名词,这样,在理解现代性时,更需要从本质属性上把握它的深刻含义了。moder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 “modo”,意指“不久”、“新近”,出现于大约5世纪晚期。英文moder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出现于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着作中,当时既表示一个时间概念,也表示一个文化或观念的概念。从时间意义上解释,表示的“现世的”、或“近世的”,这个时间开始于公元1500年左右;从文化或心理态度上的解释,表示的是“时新的” (new,up -to –date) 或“时髦的”(new fashioned)。英国学者阿尔布劳在解释时“现代”一词时,增加了诸如“富有创新意义的”等含义。中国学者罗荣渠先生曾解释说,“现代”(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une longue duree,借用“年鉴学派”术语);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来源于“现代”一词。作为抽象名词,它的出现主要是近代,但大量使用主要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中。自此之后,当代西方诸多学科都广泛地采用了这一概念,由此也造成了人们在解释现代性一词上众说纷纭。

马丁·阿尔布劳从现代性外观特征的集合上解释现代性概念的。他认为:现代性“指的是一整套相互联结的外观特征”,“是具有‘现代’标签的外观特征的一种组合。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使现代时代具有其作为规划而具有的特色。它包括了由理性、领土权、扩张、发明、应用科学、国家、公民身份、官僚组织、资本主义及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结合。”历史社会学家泰莱、斯科波尔、吉登斯等侧重于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是指文艺复兴、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世界,人类不仅可以通过理性活动来获取科学知识,而且能以“合理性”、“可计算性” 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二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人类应当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的和进步的。人们通过理性协商便可以逐步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还有的学者注重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解释现代性。也就是它表示的是一种不断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如哈贝马斯就认为,现代性最有价值的认识成分便是批判和反思,而这种批判和反思之所以有价值,则是因为它们既是促进思想者寻求自我表现解放的条件,也是整体社会在反压制和反压迫中寻求自我更新的途径。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所谓态度,”就是“与现代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上述的这些认识,各有局限。就第一种理解而言,它把现代性和现代化混淆在一起。第二种解释主要侧重于时间意义上解释,然而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如后现代思想家所说,它还是一个未竞的事业;第三种解释偏重于精神气质的,为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如俞吾金先生认为:现代性关涉到的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最抽象、最深刻的层面,那就是价值观念的层面。他列举了诸多具体的价值观念,但用价值观念来界定现代性显得窄了些。因为,从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西方社会乃至以后发展起来非西方社会,构成其走向现代社会或国家的不单纯地就是价值观念,还包括一系列的长久行为、规则和制度。但总体上说,上述的解释主要是在现代性的某些特征上,在我看来,对现代性的解释上还应从”现代“的本质属性上入手。我认为,现代性是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以实现商品价值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一种不断寻求发展和创新的精神状态。

首先,创新性。“现代”一词原意带有新近的、创新的、当前的意义。不少学者如阿尔布劳、卡利内斯库、哈贝马斯、吉登斯等都把创新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认识真正抓住了现代性的本质属性。现代之所以不同于传统,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超越了传统的束缚,完全按照它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以一种 “新”的精神安排未来的事业。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性的精神气质是“新”,也就是说,现代性表示的是某种注重当代与未来、超越过去与传统的向度。可以说,求新、创新构成了现代性的灵魂,成为了现代性的一项伟大事业。利奥塔讲到现代性时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感受方式,而且这种思想方式为某种观念所支配,这种观念就是解放的观念。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就带有“解构”和重建的双重取向,它注重的是“当前”,其特征是通过对过去的批判与反思,不断发现新的科学制止来合理地改造世界,以新知识和新发现来构成美好的未来。

其次,主体性。现代性本身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而实现创新的主体是人。也就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同时也是通过理性的运用来改造世界。主体在思考和认识世界中,所依据的不再是某种先验的规定,也不是上帝的指令,而是人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我思故我在”,“思”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基础,理性本身构成了人的主体的本质规定。“思”或理性的目标不再是求证上帝与《圣经》的神圣,也不是颂扬君王的圣明,而是论证作为理性的人本身。

现代性在把理性作为人的规定性的过程中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人文理性。这种理性把维护和确定人的尊严作为了内容,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构成了这一人文理性的箴言。在这一人文理性中,“人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有权利决定各自的良知信仰,有权利以他们的先辈不可能驾驭的一整套方案确定他们的生活的形态。”人文理性的确立,把人和社会之间明确划分开来,并在人的外部确立起了一个神圣的保护,人权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可以想象,现代性把人文理性作为其主体内容的重要意义。在思想和文化上为人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为人的个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清楚了各种封建的障碍。另一是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正如泰勒分析的: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主义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毫无疑问,工具理性确实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它使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物化”,使功利主义盛行。但工具理性作为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它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现代性如果离开了一定的工具理性的作用,现代性转化为现代化,民族国家介入到世界市场中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工具理性具有局限性,因此,在强调理性的重要作用时,必须把人文理性放在重要地位上。以人为本应该是现代性的关键。

再次,以追求市场交换与效益为中心。现代性的出现与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现代性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在精神意义上的反映。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当代西方学者吉登斯在分析到现代性时指出:现代性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工业化,另一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吉登斯在分析到这一体系时往往把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现代性在其发展的相当历史时期中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商品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商品经济已经非西方国家所属。也正为如此,与商品经济密切相联系的现代性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

由于现代性浓缩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它也就必然在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以及市场上下工夫。在这种文化规则的影响下,无论是原生的现代国家,还是后发的现代国家都发展了工业化和科学技术,都把世界作为了他的活动舞台,从世界汲取它所需要的财富和力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工业的相得益彰,破坏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关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走于全球各地。”马克思的分析深刻反映了以实现商品价值为重要内容的现代性的发展进程。同时,当代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性的扩展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全球的扩展。实际上,凡是进行商品经济活动的地方都具有着向世界扩展的特征,商品经济的外向规律决定了现代性的外延性。在这一本质属性的影响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都把全球作为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外交所取得的胜利无不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有的学者将民主政治、法治、官僚组织、国家等纳入到现代性范围内。也有的学者将全球军事秩序、民族国家体系等制度体系作为现代性的内容。等等待这些方面现代性的“外观”不过是现代性的外层属性。在我看来,现代性重要的还是要在它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新”上。与这一属性相联系,人的主体性是创新性的主观渊源,实现商品交换价值是现代性物质目标。三者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精神整体,决定了现代性的本质属性。至于人们在认识现代性问题上提出的一些社会属性,如行为、制度等不过是这一本质属性的扩展。

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是现代化。它同样来源于“现代”一词。不过在词的末尾加了“化”(ization)这一后缀。它和现代性中的“属性”(ity)不同,其重点是将一切外部与现代性相同或不相容的方面纳入到自己的范围内,将其成为现代体系中的一个因素。阿尔布劳分析到“现代化”一词时指出:“现代性并未能越过种种传统文化,它们一方面不是现代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是现代时代之种种现实的外观。现代规划从某一开始就力图扩张到它们中间去。它的活力有赖于使用它们的资源并经常采用它们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