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美国政治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学界戏称目前能够确定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就是其“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学界对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影响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一是特朗普刚当选时的“机会论”，即把特朗普执政看作中国与中美关系的机会；二是“威胁论”，从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接蔡英文电话到2016年12月12日特朗普提出“一中政策交易说”，学界的普遍认知由“机会论”进入了“威胁论”，即特朗普执政对中国与中美关系是一个威胁，至少是威胁大于机会。 
　　随着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动向将对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直接冲击与影响，因为美国是影响台海局势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而海峡两岸关系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关系，甚至影响亚太地区局势的演变。本文主要探讨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制约因素及未来美台关系走向。 
二、特朗普政府�_海政策的基本特征 
　　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尚未完全到位，但从各方面迹象判断，其台海政策可能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将有别于奥巴马政府。这是因为：

一是特朗普作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在对华政策上必然修正或者改变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同的对华政策会产生不同的中美关系，从而对台海政策造成不同的影响。

二是特朗普个人及其团队人员素养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团队成员不仅缺乏政治经验，对国际政治缺乏了解，而且对中美关系基本情况的认知也明显不足，包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知不足，从而在其对华政策与台海政策的决策上必然存在更多的盲动性或不确定性。

三是特朗普个人理念与思想倾向将对中美关系与台海政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特朗普个人理念与思想中的极端、保守特性，特别是对中国的若干不当认知，将深刻影响其未来对华决策。特朗普个人在选举中与当选后的若干言论已表现得有些“离谱”或“不靠谱”。当然，预测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内外政策，需注意可能存在的三个落差，包括竞选语言与政策兑现之间的落差，个人认知与执政团队认知之间的落差，特朗普个人主张与美国官僚体系认知之间的落差。但作为成功商人转型为美国总统，从特朗普就任后的政策动向看，其的确在努力兑现选举承诺。四是美国共和党政纲将对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产生一定影响。2016年，美国共和党的党纲提出了“美台共享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及法治等理念，基于《与台湾关系法》继续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并信守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提出的‘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 在这份党纲中，不仅没有提及“一个中国政策”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而片面强调了《与台湾关系法》，而且首次提出“六项保证”。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不在其施政优先位置。特朗普政府施政排序可能有三个倾向：一是美国国内议题重于全球议题；二是经济议题大于军事议题；三是实用主义优先于意识形态；这源于特朗普的决策思维是“先美国后世界”“由美国到世界”。在内外政策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可能采取若干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与做法，但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难以真正回到孤立主义的道路。台海政策应该也不是特朗普政府施政的优先事项，台海问题与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中美经贸问题等都可能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大陆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基于中美关系远远大于或重要于台湾问题，两岸和平依然符合美国对华利益，美国应该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或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不会置台湾问题于施政的优先、突出位置。 
　　第三，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对外战略、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应是一个中心、两大基本点、三个战略区块与四种手段，即一是以“让美国重新伟大”为中心，提升美国经济、改造基础设施，全球战略服从并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重点在提升美国的实力而非影响力。二是统筹内政与外交两个大局，内外联动。三是重视中东、亚太与欧洲三个战略区块。四是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经济与文化四种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迄今尚未完全成型，目前的做法是“先继承、再调整”，重点应在军事与经贸两个层面。美国亚太战略倾向不是为外交政策而牺牲美国经济利益，而是相反，要让外交政策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必将是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中的重要内容，而台海政策只是其全球战略、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一个部分。

三、未来美台关系的可能走向

 　　未来三四年的美台关系，有可能在经贸、高层交往与“军事安全”等领域有所发展，但应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 
　　第一，美台经贸关系必然有所进展，但也面临困难。随着特朗普政府退出TPP，民进党当局期待通过加入TPP谈判而强化台美经贸关系的希望落空。另外，在美国与中国大陆经贸摩擦有所上升的情况下，加强美台双边经贸关系将是台湾当局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强化双方贸易与投资关系。台湾是美国第10大贸易伙伴，但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较大。2015年，台美贸易额为667.6亿美元，其中台湾对美出口409亿美元，进口258.6亿美元。截至2016年9月，台美贸易额为482亿美元，其中台湾对美出口292亿美元，进口190亿美元，台方顺差为102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要求台湾开放市场将成为必然，台美经贸关系可能有所进展，但也将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在经贸方面的重点着眼于争取台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期研究、启动谈判与若干进展，但美方的重点则是减少贸易逆差，消除包括猪肉在内的商品进入台湾的障碍，而这又是民进党当局难以处理的难题。 
　　第二，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将有所强化，但应在一定限度之内。其中突破点可能在提升对台军售的数量与质量方面，情报互换与军事官员互访将得到加强甚至建立一定的机制。当然，由于受到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的制约，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应会被限制在一定限度内，不至于实现太大的突破。 
　　第三，美台高层官员互访可能成为常态。自1994年美国对台政策检讨以来，美台高层官员互访再度得以松绑，蔡英文访美期间美方接待规格的提升是一个明显例证。无论是经贸、“安全”，还是其他领域的高层官员互访，成为美台交往的新进展。 
　　第四，台湾当局的国际参与虽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但美方支持力度不减，甚至可能增强。由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受到较大限制，但美方对台湾当局国际参与的支持力度可能不减反增，特别是支持台方参与功能性较强的多边国际组织的活动，从而不仅使两岸在国际场合的竞争加剧，而且使中��大陆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外交工作领域面临的压力增大，需要为此付出的成本也将大幅增加。